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在军事改革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
纵观18世纪下半叶各国的改革（无论是开明专制的还是军事的），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在旧制度下封建的欧洲已经达成了一种实力上的均势，这种均势不仅维持欧洲各王室势力间的平衡，也压抑社会一切方面变化的可能。法国军事改革根本不存在成功的可能，正是由于它本身也构成旧制度环环枷锁中的一个环节，这种旧有的全局的均势环境绝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环节的摇晃而有所改变，事实上只有彻底引爆这层均势的外壳，欧洲的内核才有可能接触到新鲜空气，只有这层外壳被冲破，军事的彻底改革才有可能，而这也势必伴随着整个欧洲社会制度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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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改思想家
面对有限战争下的军事窘境，并非无人反思，欧洲的军事问题使军事思想家、理论家们痛心疾首，疾呼要改革欧洲死气沉沉的军事领域，并涌现出一批代表人物及著作，在七年战争前包括勒布朗和阿根森伯爵，在七年战争后则以梅齐乐及他的《战争理论》；吉贝尔的《战术通论》；腓特烈二世的《一般战争原则》、《军事训词》等最为著名。这些军事思想家为改革有限战争的弊端做出了有益的思考和与尝试。但这些尝试往往在遭受旧势力的打击后要么夭折，要么又重新回归传统。
在七年战争到革命爆发这段时间里，呼吁军事改革的理论专家中最具盛名与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的吉贝尔。吉贝尔才华横溢饱有学识，既对历史、政治、军事等学问如数家珍，又深受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作品的影响。吉贝尔父子两代人的命运都与七年战争缠绕在一起，他的父亲在七年战争时代就是法军布罗吉利元帅的得力下属，战后又帮助元帅大力推行军内改革，吉贝尔继承父亲参与了法军的改革，并出版了轰动欧洲军事界的《战术通论》。该书是吉贝尔反思法军境况的心血结晶，他的反思始于七年战争，又不仅局限于一场或是几场战争经验，也不仅仅是法军或英军的经验，而是符合了时代的要求，从整个战争史的角度来总结战争经验。正因如此，吉贝尔的著作才被认为是探讨当时战争面貌最为深刻的理论成果，吉贝尔也成为直到拿破仑那一代军人家喻户晓的军事理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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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纵观17、18世纪战争的全貌，吉贝尔提出，今天欧洲军事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军孤立的问题，而是整个战争形态上、性质上的问题，是战争背后的社会风气制度的问题。他说自己这个时代下的所有的欧洲国家，人民都很软，政府都很弱，战争则软手软脚，他预见到只有打破有限战争的局限，迎来全民战争的时代，军事与风气上的阴霾才会散去。他提倡建立全民兵制，组建公民军队。他认为，“公民”的称号将将给处于新型军事政治体制下的法国国民以无上的荣耀，这将极大地提高法军的士气而当“一个这样的民族在欧洲兴起，它的精神、政府和手段都既强烈又旺盛，它将拥有一支全民皆兵的部队，采用大胆明确的作战计划，一旦这样的军队出现，那么由它来征服邻国、改换现在积贫积弱的风气，正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吉贝尔总结提升了18世纪西欧军事领域渐渐兴起的进攻运动战的战术思想。他提出要打破现有的军事僵局还必须在战术上破除陈旧的线式战术，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打高机动的运动战，而非旷日持久的围城战，积极寻求战略决战。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当复归罗马的传统，削减部队的辎重与对大型军需站的依赖，应当学会因粮于敌、以战养战，而且吉贝尔尤其厌恶军需承包商对国家军事战略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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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无休止地增修火炮要塞和无休止地添兵攻打它们，已经让欧洲的战争陷入一个军费空耗高燃的恶性循环，法军应当率先跳出怪圈，简化军队组织，减少堡垒要塞、军需仓库和辎重车队，积极地用运动战和决战来增强军事在解决问题因素中的分量，恢复军事的社会功能；针对线式队形的弊端，吉贝尔亲自设计了一种新的战术队形，他复活了在七年战争中曾因福拉尔的建议而采用过的纵队队形，他设计的新队形以更小的单位集结、运动和作战，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灵活地从行进中的纵队变到同一前进方向上的横队，且因为基本单位的小体积而灵活适应于各种地形，高机动性也因此不在话下。
二、法军的军改实践
吉贝尔等人的思想反映了七年战争后对军事改革的强烈呼吁，事实上，军事改革自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担任战争部长的阿根森伯爵手下就已经开始，只是当时的改革仅在开办工程师学校，加强防御工事，及整肃贵族军官风气等浅层方面展开。改革没能改变法军日渐衰落的趋势，七年战争中法军的惨败让之前的改革尽显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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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后，法军意识到必须以更积极的姿态来进行改革的工作，这一时期军事改革的重要主持者是1766-1770年间任陆军大臣的舒瓦瑟尔公爵和1775-1777年间任陆军大臣的圣日耳曼。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首先是具有革命意义的炮兵改革。1744年列支敦士登亲王为了追赶普鲁士的炮兵优势，在奥地利军队中推行了炮兵的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巴黎和约》签订之后，亲王手下的让·巴普蒂斯特·德·格里博瓦尔被路易十五的军改主持人舒瓦瑟尔公爵招为法军的炮兵总监，奥军炮兵的经验也由之传入法国。在他的领导下，法军的火炮实现了标准化，淘汰了以前五花八门的火炮规格，而只保留了4磅、8磅、12磅炮弹的加农炮和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四种火炮规格，并将12磅以上及以下分别指定配用于攻城炮兵和野战炮兵。
格里博瓦尔还致力于火炮本身的改进，他继承了马里茨钻孔铸炮的新方法，并通过缩短炮筒而大大减轻了炮身的重量，同时他还在炮身下加装了专用的也更为结实的四轮马车，并把拉炮的马由前后排列变为并驾排列，驭手也由专门训练过的士兵来担任。他还为法军引入了水平仪和火炮调整器，并用事先预制好的弹药筒替代了散装的弹药，并将其装入专用的炮弹箱，方便辨识炮弹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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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实施军队的高机动以配合这时广泛呼吁的战术革新，法军进行了一系列战术阵型上的调整。这些调整大都具有实验的性质，在吉贝尔的思想中已经有所体现。除了吉贝尔的可变队形外，法军最大发明就是建立了“师”级编制。18世纪以前，军队仍是由多个常备编制“团”组成，若干个团统一由军团司令指挥。各团本身只是战斗单位，只有最简单的职责划分，不具备独立行动执行任务的能力。这与当时小规模的军队数量是相适应的。
除此之外，法军还曾尝试在军官问题上逐步废除贿买而引入看重军资的奖拔标准，在装备上进一步改进步枪的设计，提高军校教育的质量，以及真实地举行了新旧战术队形的对抗演练等等。然而这些新式措施以及上文提到的炮兵、建制、队形的改革，实际上要么只进行了一半都不到，要么就干脆就只是一座座设想中的空中楼阁。陆军的新政在当时遭到了极大的抵制，况且改革者本身的态度也举棋不定。
18世纪法军进行的这些改革调整尽管不乏新意，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规模有限，而且受制颇多，任何有可能触及社会改革的措施都因遭受了巨大的反对声浪而被迫停止，军事的改革为有限战争的形态和王朝战争的性质所严重束缚，深入言之则是为封建制度所束缚。在王朝战争性质的束缚下，人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税收制度封建义务的主要承担者，统治者既舍不得武装他们而失去收入来源，也因为担心人民反抗而不敢放手武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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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战争既然是国王的游戏，那么人民天然地认为自己身处战争之外，且尚未实现职业化的军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只是受苦受难的集中营，而非一条可供选择的职业前途，因而参军热情是全然谈不上的。人民与君主国的隔离使得此时的战争不可能调动大规模的参战人员。人员的受限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战争规模的受限，相应的就是战略、战术、后勤等一系列战争要素的受限。
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的殖民地北美爆发了美国革命，这是一种有别于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的大规模共和革命，它在最强大殖民国家的炮火中屹立不倒，并创造了包括政治、社会、司法、军事上的一系列新鲜事物，它存在的本身就宣告了一个政治上新时代的到来，它既打破了不列颠第一帝国的幻想，也因为盟友关系拖垮了法国的财政，并且通过自身的象征意义彻底点燃了法国社会对彻底杂碎旧锁链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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